在日常工作中，我们都肯定碰到过事迹材料，优秀的事迹材料在表达的时候一定有要有清晰的思路，以下是心得范文网小编精心为您推荐的功勋事迹材料8篇，供大家参考。
功勋事迹材料篇1
“现在有了计算机，只要把数字输进去，一个软件一下子都算好了。当时我们只有算盘和计算尺，后来才有了手摇计算器，”黄旭华说，“但是即使现在有计算机，最原始的数据录入，依然要人一个一个输进去的，同样一个数据都错不得。”
当年只有算盘和计算尺的黄旭华他们，经常为得到一个正确数值而组织三组人马同时计算:如果三组人的计算结果都一样，那ok，通过;只要三组数据有一个不同，就必须重算，必须算到三组人得出的是同一个数值。
计算之难，还因为设计时很多配套的设备尚未研制完成。更何况，设备粗制滥造十分常见，一台设备运进厂里，才发现原来说是七八百公斤的，现在1吨多重了。只要一个数值变化，所有的重心、力矩都要从头算过。
黄旭华发现，核潜艇的重量和浮容积很难控制。没等潜艇造完，在施工中很快就发现全艇总重量将超重近200吨，核潜艇面临着超重、重心无法确定、无法平衡下潜的问题。
黄旭华和大家反复研究，并吸取了其他设计师的意见，终于想出了控制潜艇的总重和稳性的多项措施。其中一条就是“斤斤计较”，采用最古老又最管用的办法，在施工时，所有设备、管道、电缆上艇都要称重备案，安装完毕切下的边角废料、剩下的管道电缆拿下艇时也要过秤，并从总重量中扣除。
如今走进“401”艇，就会发现核动力舱的过道是舷侧布置的。而美、苏核潜艇核动力舱的过道都在核岛的上部，那为什么改用舷侧布置呢?钱凌白说，最初我们也打算将过道设在上部，因为核潜艇采用的是两次屏蔽，第一层屏蔽是核堆，第二层屏蔽是核动力舱的舱壁。为解决稳性问题，采用了舷侧走道的方案，艇的稳性指标也相应得到了提高。“401”艇最后总装完毕，实测下来重心与原来的设计基本一致，海军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当年的老同事，至今非常怀念与黄旭华一起攻关的日子，感激他“还为我国的核潜艇事业带出了一支队伍”。尊重每一位科研人员的贡献，充分发掘大家的智慧，在智慧的“众筹”中激荡创新，是黄旭华的创新智慧。
黄旭华带领719所的核潜艇设计专家团队，从最初的方案论证开始，到方案设计—初步设计—技术设计—施工设计，他们总共画了多少张图纸?
功勋事迹材料篇2
1964年9月的一天，于敏给正在首都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奇怪的电话："我们几个人打了一次猎，打下了一只松鼠。"
邓稼先听完喜出望外："你们是不是美美吃了一顿?"
于敏回答："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下制作标本。但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
邓稼先马上答应："好，我立刻赶到你们那里。"
这段耐人寻味的对话，旁人一定是听得云里雾里。
其实于敏是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向邓稼先汇报氢弹的秘密研究工作，意思是"氢弹的理论研究有了突破。"
当于敏将整理出来的方案再一次向大家报告之时，所有同事们欢呼雀跃，高喊着："老于请客。"虽然没有"松鼠肉"吃，但从北京坐飞机匆匆赶来上海的邓稼先和于敏请所有的同志们吃了一顿大螃蟹。
在"两弹一星"的元勋功臣之中，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和邓稼先我们都是非常熟悉的科学家，而于敏的故事却很少有人知道。于敏，曾为新中国的氢弹事业隐姓埋名30年，他是我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他几乎是从一张白纸开始，在中国遭受重重封锁的情况之下，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于敏，1926年8月16日出生在天津市宁河县芦台镇。他的父亲是一名普通的小职员，母亲也来自于普通的家庭。少年于敏聪慧而沉稳，他喜欢读中国历史和诗词，崇拜的是诸葛亮的运筹帷幄、鞠躬尽瘁，敬佩的是岳飞的精忠报国、至死不已。这些英雄形象，一直影响着于敏的成长过程。
少年于敏是在抗战和军阀混战的硝烟之中成长起来的，他一直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在这片满目疮痍的土地之上，一定会有诸葛亮、岳飞这样的盖世英雄出现，他们会带领着人民荡寇平虏，重振河山。少年的他不会预料到，半个世纪之后，自己就成了这样的盖世英雄。
1944年，他考进了北大工学院，后转到理学院物理系，师从我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张宗燧教授和胡宁教授。两位教授对于敏的评价很高，1951年，两位教授将尚且还在念研究生的于敏介绍给钱三强和彭桓武两位科学家，于敏顺利进入了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之中。
1950年，美朝战争爆发，美国因为手握核武器有恃无恐，甚至以此威胁中国。很多人不知道，在这场战争之中，美军的统帅麦克阿瑟曾经建议用核武器来袭击中国。于敏称美国这种行为是"核讹诈"、"核威慑"，这可不是报纸上说着玩儿的。
那时候的于敏还没有想到，他的命运已经因为这场战争而发生了转变。
1961年1月的某一天，北京城刚刚下了一场大雪，正在忙碌的于敏被钱三强叫过去谈话。简单寒暄几句话之后，钱三强开门见山："我国现在要开始氢弹研究了，希望你来担任科研小组的副组长，今天我就是来询问一下你的意见!"
任务下达，于敏有点意外，甚至还有一点不解。因为当时于敏正在进行原子核基础理论研究的工作，已经有了显著的成绩。
1955年，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代表团访华，后来斩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代表团团长朝永振一郎对于敏的研究成果大为惊叹，回国之后立刻写下文章发表，称于敏是中国"国产土专家一号"。
他在自己的研究领域辛勤耕耘了10年，正处于随时可能取得重要成果的关键时刻，如果这个时候开始氢弹方面的研究，就意味着他必须要放弃手上的阶段性成果，抛弃一片光明的未来，转向氢弹的研究，一切都要重新开始。氢弹的研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任务艰巨，还需要严格的工作，研究者们必须隐姓埋名，多年无法和家属取得联系。即便如此，于敏还是马上表态："我服从组织的安排。"
在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于敏坚定选择了国家利益。英姿勃发的于敏，就这样挑起大梁，开始锻造"国之重器"。
氢弹所有的研究工作必须从零开始，当时中国不仅仅要面对美国的压制，中苏的关系也已经破裂，如果中国不加紧时间研究出自己的"国之利器"，那么美苏霸权主义将永远牵制着中国外交的一举一动，原子弹和氢弹将永远成为悬在头顶上的乌云。
当时我们国家的研究人员们能够查阅到的国外资料是很少的，于敏清楚唯一的办法就是靠自己努力。当时他们只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而这台计算机绝大部分时间是安排给原子弹研制计算的。这台计算机性能非常不稳定，短暂的使用时间，一旦机器出现故障，结果出现问题，就要重新开始计算，唯一节约时间的办法就是每过一段时间保存一次数据，一旦机器出现了跳动，就把保存在计算机磁鼓里的前一条数据拿出来作为初始条件重新计算。
氢弹的研制需要大量复杂的计算，计算机条件有限，于敏只能带着全体成员，一人拿着一把计算尺人工计算。他们废寝忘食地工作，一算就是十几个小时，有的时候大家都下班了，于敏还在忙碌着。
在上海研究的近百个日日夜夜之中，于敏形成了一套基本完整的氢弹理论方案。氢弹的原理一经突破，所有人都欢欣鼓舞，立刻进入了试验准备工作之中。
1966年12月，氢弹原理试验取得圆满成功。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研制成功，美国用时75个月，苏联用时48个月，英国55个月，法国是102个月，而中国只用了32个月，堪称奇迹!全世界都知道，氢弹只有两种构型，t-u构型和"于敏构型"，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都是用的前者，只有我国用的是"于敏构型"。
彭桓武院士生前曾经回忆，当时于敏研究氢弹只能靠自己，没有老师带他入门，国内当时也没有人熟悉原子核理论，所以于敏的工作是开创性的。
当人们将这份光荣归功于于敏，称于敏为"氢弹之父"时，于敏拒绝了。他认为核武器的研制是大科学系统，需要的是多种学科和多方面的力量齐心合力才能取得成功。于敏幽默地说："我只是起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而当年曾经和他并肩作战的何祚庥院士则认为，于敏是中国氢弹构造的主要发明者，他曾经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如果说研究氢弹的小组是一支11人的足球队，于敏就是教练和中锋。
于敏完成了历史和时代交给他的使命之后，本来想要回去做基础研究。80年代后，彭桓武、邓稼先等骨干相继离开了九院。于敏知道，他不能走。国家有了核武器，但性能还需要不断提高，曾经带领着同志们攻破难关、从无到有的精英人物一个个离开，总要有一个人承担起开发第二代核武器的重担。
1980年，他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兼核武器理论研究所所长，全面负责研究工作，在80年代，他带领的研究小组成功研制出了第二代核武器。
功勋事迹材料篇3
于敏人物事迹
姓名：于敏
出生年月：1926年
籍贯：中国河北宁河(今天津)人
职务：中国科学院院士、理论部副主任, 理论
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副院长、院科学
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于敏河北宁河(今天津)人，1926年生，男，中共党员，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49年在北京大学物理系攻读研究生并兼任助教。1951年起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从事核理论研究工作，做出了优异成绩。1960年底开始从事核武器理论研究。1965年调入二机部第九研究 院，历任理论部副主任，理论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副院长、院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1994年1月起任院高级科学顾问等职。
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解决了热核武器物理中一系列基础问题，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起了关键作用。后长期领导并参加核武器的理论 研究、设计，解决了大量关键性的理论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从70年代起， 在倡导、推动若干高科技项目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 学奖一等奖，1985年、1987年和1989年三度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1992年获光华奖特等奖，1985年荣获"五一劳动奖章"，1987年获"全国劳 动模范"称号。1999年9月18日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功勋事迹材料篇4
时光回溯到六十年前，时任上海船舶工业管理局设计二处潜艇科长的黄旭华，突然接到去北京出差的通知。走进了海军舰船修造部和一机部船舶工业管理局联合组建的核潜艇总体设计组，他这才知道是“天字第一号”绝密工程选中了他。当时设计组只有29人，分为船体组，以及动力、电气三个专业组。
黄旭华至今记得，报到时领导找他谈话说了三条：一是“你被选中，说明党和国家信任你”;二是“这项工作保密性强，这个工作领域进去了就出不来，即使将来万一犯了错误，也不能离开，只能留在里面打扫卫生，因为出来了就泄密了”;三是“一辈子出不了名，当无名英雄”。
黄旭华毫无犹豫。“一辈子出不了名，当无名英雄”，这与“党和国家信任你”相比，算得上什么啊?当年，他加入地下党，不就是无名英雄吗?“党和国家信任你”，是那个年代的年轻人最为看重的荣誉。“当无名英雄，是小事情!”黄旭华风轻云淡地说。
1956年年底，黄旭华因公出差广州，顺道回老家海丰田墘镇三天，探望父母兄妹。此后三十年，对父母而言，黄旭华只是一个会按月给他们寄生活费的神秘的北京信箱号码。“我的小学同学、中学同学、大学同学，从此都没有联系了。此后三十年里，他们不知道我，我也不知道他们。”黄旭华说。
1958年6月27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原子能事业三人领导小组成员聂荣臻元帅向中共中央呈报了一份《关于开展研制导弹原子潜艇的报告》。两天后，周恩来总理对这份绝密文件进行了批示并呈送毛泽东主席。毛泽东签批后，中国的核潜艇事业正式启动。鉴于当时中苏两国的关系，最初我国曾希望核潜艇事业也能得到苏联的支持和帮助。然而，无论是中方参观苏联核潜艇工程，还是请苏联提供核潜艇的技术援助等要求，都遭到了苏方的漠视和回绝，苏方还提出了“成立联合舰队”“在中国建立与苏联核潜艇通信的长波电台”等一些中国领导人认为无法接受的建议，被激怒的毛泽东留下了穿越时空的名言:“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我们必须拥有核潜艇。我们只要还有一艘战略核潜艇潜在海底，帝国主义就不敢按下核按钮。”黄旭华说，“正是这个信念激励着我们克服一切困难，一万年太久，必须只争朝夕地完成核潜艇的研制任务。”
但是，当时中国人谁也没有见过核潜艇。之前，黄旭华虽是上海船舶工业管理局的潜艇科长，但当时苏联交由我国“转造”的都是常规潜艇，而他在上海交大读造船专业时学的是民船设计。
曾有人建议，将已经引进的苏联常规潜艇中间剖开，加一个核反应堆，但后来很快发现没这么简单。“我们认为还是要从情报入手，从国外报刊资料的点点滴滴中寻找蛛丝马迹，弄清核潜艇究竟是什么。”黄旭华于是提出了他的“骑驴找马”理论:“我们没有马怎么办?那就先骑上身边的驴子找起来!核潜艇在任何国家都是绝对机密，要在文献中发现有价值的材料非常不容易。所以我说，我们找资料既要用‘放大镜’，沙里淘金，追踪线索;又要用‘显微镜’，去粗取精，看清实质;更要用‘照妖镜’，鉴别真假，去伪存真。”
就在黄旭华他们艰难地摸索时，1960年年中，苏联突然宣布中断对中国所有的技术援助，还撤回了全部专家。当时，我国国民经济又遭受严重困难，国家进入生活困难时期，伙食很差，一个人一个月也只有1斤肉、3两油。大多数科研人员因营养不良而全身浮肿，而每个人的办公费才8分钱。但即便如此，留下来的科研人员依然“不改其志”，啃着咸菜窝窝头搞科研。
1965年的春天，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第11次中央专委会议，正式批准核潜艇研制重新列入国家计划。中央决定成立719所，黄旭华和尤子平担任副总工程师。而719所正与核潜艇总体建造厂隔山而居。
功勋事迹材料篇5
于敏是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长期领导并参加核武器的理论研究和设计，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为氢弹突破作出卓越贡献。他淡泊名利，甘做无名英雄，默默铸造国防基石数十载。
国际上，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核武器是指氢弹。从理论到技术，氢弹都要比原子弹复杂得多。1961年1月，于敏被国家选派参加氢弹理论的预研工作。时年34岁的于敏毫不犹豫地表示接受任务，服从分配，并开始了自己隐姓埋名、远离公众视野的生涯。于敏在回忆自己“转行”的心路历程时说到，“童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给我留下惨痛的记忆，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核武器是一种保障手段，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
从1961年到1965年初，“轻核理论组”在于敏等人的带领下，对氢弹原理和结构作了初步探讨，并解决了一系列热核材料燃烧的应用问题，产生了60多篇论文，但均作为秘密文件保存。1965年1月，于敏率领的“轻核理论组”携带所有资料和科研成果，奉命调入二机部九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前身)。1966年12月，氢弹原理试验取得圆满成功。之后，于敏带领团队又突破了核武器小型化、中子弹技术，为我国核武器和国防高技术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87年五一劳动节前夕，国务院授予于敏“全国劳动模范”光荣称号，隐姓埋名20余年的于敏第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与其他4位劳动模范不同的是，他除了“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的头衔外，没有任何事迹介绍。与“沉默无声”的事业一样，于敏毕生都信奉诸葛亮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他曾对身边人说，不要计较有名无名，踏踏实实地做一个“无名英雄”。从事氢弹研究数十年，连他的夫人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工作，直到解密后才恍然大悟，“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
功勋事迹材料篇6
黄旭华，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第一代核动力潜艇研制创始人之一。原籍广东省揭阳市揭东县玉湖镇新寮村，1924年2月24日出生于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田墘镇。1949年毕业于交通大学造船系船舶制造专业，先后从事过民用船舶和军用舰艇的研究设计工作，1958年开始参与并领导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的研究设计工作。先后出任第一代核潜艇副总设计师、第二任总设计师，历任中船重工集团公司副所长、所长、党委书记。曾先后于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982年获国防科工委二等奖。他参与完成的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研制获1985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导弹核潜艇研制获1996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1989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14年1月当选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2013年度人物。 2017年当选全国道德模范。
“深海同舟”
1958年，中国核潜艇事业的元年。就在那一年，34岁的黄旭华奉命进京，参加“核潜艇总体设计组”工作。这六十年，这一个甲子的时光，只够黄旭华做一件事：为国家设计最好的核潜艇。
30年前的4月20日，中国核潜艇首次出海执行深潜任务。
“300米深，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核潜艇研制的世界水平，美国和苏联研制的核潜艇深度大都在这个深度上下。”黄旭华说。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海军尚以近海防御战略为主，那第一代鱼雷攻击型核潜艇主要的对手是谁?只能是来犯的敌水面舰艇及水下潜艇，甚至是来犯的敌战略核潜艇。来犯者潜多深，防御者也必须潜多深。“虽然当年我们的科研力量和工业水平在今天回首看去都还是刚刚起步，但我们制定的第一代核潜艇设计目标并不低。”黄旭华告诉记者。
客观地说，我国在六十年前要研制核潜艇，不仅当时国家尚不具备基本的工业制造基础，而且毫无研制核潜艇的科研技术储备。而这个雄心，仅源自一个不能落后挨打、再被帝国主义侵略欺辱的民族梦想!
“1988年我们进行了首次深潜，但我们不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才想起来深潜的，早在我国第一代攻击型核潜艇研制初期就有了深潜的目标。”黄旭华说，“我们设计时就提出，我国第一艘鱼雷攻击型核潜艇‘401’艇应该既是试验艇，又是战斗艇。”
1970年12月26日，我国第一艘核潜艇“401”艇神秘下水。下水时，艇上核燃料尚未安装就绪。“核潜艇下水后，首先要进行系泊、设备联调、启堆，完成系泊试验。系泊试验成功了，核潜艇才能出海，进行航行试验。航行试验的主要内容是核动力堆的性能以及核动力和应急动力的转换试验，以及潜艇的操纵、导航、声呐、武器等各个系统和噪音测试试验，等等。”黄旭华说，“‘401’艇下水以后，我们所的主要任务就是配合核潜艇总体建造厂和潜艇部队解决试航、试验中发现的一切问题，提出不断完善的方案，力争尽快完成该型核潜艇的设计定型，使我们的核潜艇尽早形成战斗力。”
“我们三方经过4年的共同努力，完成了将近600次的核堆启堆、提升功率、发电、主机试车等系泊试验;以及20多次、累计6000余海里的出海航行，完成了水上、水下高速巡航200多次，不断优化设计，终于在1974年‘八一’建军节这天，将‘401’艇正式交付海军，编入人民海军的战斗序列。”
黄旭华清楚地记得，海军司令员肖劲光代表中央军委宣布了《第一艘核动力潜艇命名》的命令，首任艇长杨玺亲手升起的“八一”军旗，在碧海晴空中迎风招展。被命名为“长征一号”的“401”艇缓缓地驶离军港码头，在众人的注目礼中，潜入波涛之中。人民海军由此跨进了“核时代”。
“‘401’艇解决了中国‘有没有’核潜艇的问题。黄旭华说，“我们在后续的‘402’‘403’艇上又不断改进。到了上世纪80年代，我们的‘404’艇终于可以向‘极限深潜’这个目标冲刺了。”
时任“404”艇副艇长、退休前为海军某潜艇基地副司令员的薛法玉告诉记者：黄旭华的工作非常严细。“在深潜前的准备工作中，他要求把核潜艇的主要设备，如通海阀门、蒸汽管等八大系统的关键部位都挂上牌子，写清楚这个设备正常情况下应该怎样、应急情况下如何处置，海军艇员是谁在操作，719所是谁在监控保驾，核潜艇总体建造厂是哪位师傅负责维修，都一目了然。”但是准备工作越充分、越周全，大家的精神压力也就越大。
“404”艇艇长王福山请黄旭华去帮助做艇员思想工作，缓解一下过分紧张的情绪。上艇后，黄旭华也感觉到气氛有点沉重。他当即对艇长说:“作为核潜艇的总设计师，我对核潜艇的感情就像父亲对孩子一样，不仅疼爱，而且相信它的质量是过硬的，我要跟你们一起下去深潜。”
核潜艇的总设计师亲自参与深潜!这在世界上尚无先例，总设计师的职责里也没有这一项。很多领导得知后，都劝年已64岁的黄旭华不要亲自参加深潜了。
黄旭华坚持这么做。他说:“首先我对它很有信心;但是，我担心深潜时出现超出了我现在认知水平之外的问题;而且，万一还有哪个环节疏漏了，我在下面可以及时协助艇长判断和处置。”
中国人有句形象地表达“生死与共”的成语，叫作“风雨同舟”。黄旭华的深潜，是现代版的“风雨同舟”，比什么都有说服力:别紧张，兄弟，咱核潜艇的总设计师和你“深海同舟”!
“404”艇和后续艇，成为我国第一代鱼雷攻击型核潜艇的定型艇。从此，我国核潜艇的总设计师随同首艇一起深潜，成了719所的“光荣传统”。
功勋事迹材料篇7
英雄，无私忘我，不辞艰险者也。古往今来，世界上有千千万万的英雄，而我心中的英雄是为新中国国防事业默默奉献一生的黄旭华爷爷。
黄旭华，是中国第一代核动力潜艇研制创始人之一，被誉为“中国核潜艇之父”，主持完成中国第一代核潜艇研制，也是“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南海之上，波涛茫茫。那时的中国正处在工业极度落后的阶段，参与建设核潜艇的人员只参加过仿制工作，对自主研究的工作实在是无从下手。黄旭华带领团队凭借自己过硬的专业知识，自主设计出水下阻力更小的水滴形潜艇。他还大胆地对潜艇构造进行创新，一举突破了当时潜艇研制的技术难点。在潜艇的研究过程中，为了保守国家武器装备的核心机密，黄旭华一直是隐姓埋名。自研究开始直至潜艇入海，近三十年的时间，为了让祖国早一点拥有自己的核潜艇，他没有回过一次家，是舍小家为大家的英雄。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1970年，中国第一艘核潜艇成功下水，并交付海军服役。我国就此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也拥有了初步的核反击能力，这是新中国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1988年，核潜艇在南海做深潜试验，黄旭华下潜水下300米，指挥试验人员记录各项有关数据，成为潜艇设计师下水实验的第一人。这体现了黄旭华冲锋在前、敢为人先的精神，更体现了中国人不畏艰险、艰苦奋斗的品质。您的人生，正如深海中的潜艇，无声而深邃，有无穷的力量。您虽默默无闻，但功不可没。英雄，是无尽黑暗中的一道曙光。我们正是因为有了像黄旭华爷爷这样的英雄的无私奉献，才有了现在的中国，才有了国家的繁荣昌盛。我们要将英雄的事迹铭记在心，以他们为目标，努力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人，为国争光，建设更加美好的锦绣中华。
功勋事迹材料篇8
于敏一生丰富多彩，在核武器领域一直奋战到90多岁，电视剧巧妙地截取了主人公攻克氢弹研制这一最具代表性、最有时代特色的一个段落。
那是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处在内忧外患的至难时刻。国外的核讹诈给中国带来极大的威胁，前苏联撕毁合作协议，给中国“两弹一星”的研制釜底抽薪，尤其使氢弹设计的困难更大。它没有任何参考的资料与经验，一切都从零开始。
攻克氢弹技术时的于敏
这个时期的中国又出现了空前的自然灾害，使中国的国防工业和网民生活雪上加霜。
而中国唯有掌握了核武器才能抵御国外的核威胁，保卫国家的独立自主与和平安定。
就是在这种极端困难的背景下，中国的氢弹加快了研制的步伐，于敏也是在这个时刻，分手出去深造的机会，选择了把自己的一生与氢弹捆绑在一起的命运。
电视剧真实表现了于敏和他的氢弹攻关组日夜奋战的幕幕情景。
他们每天吃着填不饱肚子的窝窝头，每天仅睡五六个小时，用笔和纸，计算着没完没了的数字与公式。由于没有任何经验，几个月算出来的结果，被验证后又是错的，只能从头再来。
这时一家内部杂志上刊登了国外科学家验算出来的氢弹数据，如果参考它，对中国的氢弹设计会有帮助，也能省好多力气。于敏经过反复核算，大胆地认为国外科学家的数据有误，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
于是，于敏又带领大家开始了没日没夜地验算与攻关，演算的纸张足能铺满整个戈壁滩。
为了提高效率，于敏向领导申请使用计算机。当时的中国发计算机寥寥无几，主要用于箭在弦上的原子弹，可供氢弹使用的每周仅有2个小时，而且还安排在夜间。于敏只能找领导软缠硬磨，最终增加了一个小时。
依然供不应求，而在1966年进行氢弹爆破试验是死命令。紧急情况之下，于敏率队奔赴上海计算机研究所攻关。
电视剧详细表现中国氢弹的“百天攻坚战”。
于敏疯狂般地计算与核对，几次累得晕倒，休息一会儿又接着干。看不到结果的渺茫与困惑、全中国都盯在这里的巨大压力，使于敏和他的同事们几乎崩溃。
于敏他们终于成功了。用世界最快的速度、最简陋的条件，实现了中国氢弹试验的成功，维护了中国几十年的和平与发展。
但是，幕后牺牲的是他们的家庭，任劳任怨的是他们的妻子。
电视剧匠心独到地抓住这一点，给于敏和他的妻子设置了许多令人感动的情节。
相亲时，沉浸于数据计算中的于敏忘了约定的时间，让倪妮饰演的孙玉芹白白等了几个小时。
从事氢弹研制后，于敏的身份保密，被街坊邻居误认为是犯了错误，传到孙玉芹耳朵里的流言蜚语甚多，让这位新婚妻子领受了巨大的屈辱。
因为工作性质，于敏每周仅回家一次，操持家务、养育孩子由妻子一人承担。而在他回家的这一天里，心里想得还是氢弹，手里算的还是数据，没能给妻子说几句话。
一次于敏回家，妻子重感冒发烧，于敏竟然不会哄孩子替妻子分忧，给妻子买药，又忘了药名，空手而归，让妻子硬是用冷水降温。
上海一趟，于敏100多天后才回家，孩子已经不认识他这个爸爸。于敏依然没有时间陪孩子玩，答应给孩子做的玩具飞机，也因为忙而耽误了，使孩子十分失望。在学校也因为对父亲的误传而受到奚落和欺负.....
